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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当人们身处飞速运转的数字化时代，一个更深层的社会命题正浮出水面——数字鸿沟。

　　大众普遍认为，这一概念指代硬件接入层面的差异——能否拥有电脑或手机。然而随着人工智能与算法治理的全面渗透，数字鸿沟的形态似乎已悄然升级，成为关于认知、生存与权力的命题。

　　荷兰特文特大学传播学系荣休教授简·梵·迪克深耕信息与通信技术社会影响研究数十年，其新作《数字鸿沟》聚焦数字鸿沟的全新演变形态。立足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背景，该书深入剖析技术发展背后的隐性失衡，探寻在数字时代坚守社会公平、弥合数字裂痕的可行之道。

　　上书房：您深耕数字鸿沟领域研究多年，在您看来，如今数字鸿沟的核心内涵与技术发展初期相比，是否已经发生了转变？

　　简·梵·迪克：自千禧年前后互联网普及伊始，“数字鸿沟”的内涵历经数次迭代，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初期，该概念指向接入层面的不公：硬件限制、付费门槛、语言隔阂，令一部分人被阻隔在数字世界之外。技术持续迭代后，鸿沟的重心转向数字能力的差距，人们能否驾驭工具、保持思辨能力、将新技术落地到工作场景，成为新的分水岭。

　　时至今日，在智能体、物联网、人工智能全面崛起的背景下，传统数字鸿沟进一步升级为更隐蔽、影响更深的智能鸿沟。评判标准不再是“能否触达技术”，而是“能否读懂、用好技术，并从中分享发展红利”。这一演变脉络可分为四个递进层次：首先是接纳并愿意使用新技术，其次是顺利获取技术资源，再次是熟练运用、洞悉技术底层逻辑，最后是依托技术实现价值增益。四者层层递进，最终落脚于实实在在的发展结果差距。

　　人工智能极大释放了生产效能，也让这种结果差距不断放大，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能力突出的知识从业者借AI赋能，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愈发难以被替代；而低技能劳动者的价值被不断稀释，职业风险显著增加。认知层面的割裂也随之加剧：善用AI者，以技术为抓手自主分析、理性决策；认知不足者，则盲从算法导向，慢慢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一部分人凭借AI创造价值、制定规则，掌握着技术主动权；更多普通人则被动接收信息，困于信息茧房之中。

　　简而言之，人工智能催生的新型鸿沟，加剧了技术带来的社会失衡。它超越了技术本身，成为关乎全体社会成员权益与发展的公共议题。

　　上书房：有观点认为，数字鸿沟本质上是现实社会的财富差距在数字空间的延伸与投射，对此您如何看待？另外，信息为何会演变为具备社会经济属性的商品？

　　简·梵·迪克：步入信息社会，信息已然成为一种特殊商品与资产，主要有两大特点：首要性和位置性。

　　先说首要性。这类基础信息和我们的生活、尊严息息相关，和普通商品不一样，没法拿来等价交换。它不只是帮我们争取生活机会、行使各项权利的工具，更是每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必备条件。放到当下不难理解，一个人如果完全缺乏信息读写能力，基本很难独立生活。这些基础信息能帮我们看懂社会如何运转，小到求职、交易，大到住房、教育、医疗，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它。

　　这一点，和数字鸿沟联系得十分紧密。如今越来越多基础公共信息被搬到了线上，那些没法上网也不具备数字技能的人，就等于失去了这类关键信息。与此同时，线下传统的信息服务，质量和便捷度也在慢慢下滑。就拿看病来说，现在很多人更愿意在医疗平台上对比筛选，挑选合适的医院和治疗方案，反倒不怎么依赖线下面对面咨询了。

　　再说说位置性。这类信息资源数量有限，往往也代表着更高的社会身份与地位。当信息具备这种属性，就意味着稀缺内容并非人人都能轻易拿到，经济和社会地位更占优势的人，总能抢先一步获取。投资行业的内部经验就是很好的例子：身处机构内部的从业者，掌握着外人接触不到的信息，在股市判断上自然更有优势。哪怕现在全面数字化了，想要拿到独家、稀缺的信息，个人所处的现实圈层和位置依旧起到决定性作用。

　　如今，具备位置属性的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让数字鸿沟在技能使用层面体现得愈发明显。就拿职场工作来说，有人只需要做数据录入、表格整理这类基础工作，有人要负责设计、搭建人工智能决策系统。简单来讲，前者只是单纯使用信息，后者却掌握着信息与数据的定义权。

　　之所以信息的位置属性不断凸显，核心在于信息社会本质也是网络社会。现在从个人、组织到整个社会，都被线上社交、网络媒体紧密联结，这和过去的社会形态有很大区别。过去人们依托社区、集体生活，跟着所属群体前行就可以；但在如今高度个体化的网络环境里，每个人都要靠自己去争取、守住自身位置，这也让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网络里的人脉、媒介资源本就分配不均，这也注定了阶层差异客观存在。一部分人拥有庞大的人脉网络、优质的数字使用条件和专业能力，成了我们所说的信息精英。他们使用数字工具的场景更多、方式也更多元。

　　久而久之，信息精英靠着地位、人脉和资源不断巩固优势，数字阶层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便是典型的马太效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强者愈强。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这种现象也符合幂律规律，当一类要素发生变化，与之相关的要素也会随之成比例变动。

　　上书房：学术界对于“数字技术发展对社会不平等的作用究竟是消弭还是强化”，是否持有不同的观点？

　　简·梵·迪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计算机和互联网出现时，学者普遍认为，互联网在传播知识和信息时会更方便、自由和便宜，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教育机会，使人们发现并创造自己的媒体内容，而不再单单依赖于大众媒体，由此推动纵向的等级制度转化为横向的社会网络。直到今天，依然有大量论点支持“数字技术的使用减少了社会不平等”这一说法。例如，尽管低学历者和高学历者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仍有不同，但其差距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明显了。

　　既有研究理论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无关。人们在传统媒介使用中同样可以感知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和数字不平等之间的相似性要多于差异性。人们在数字世界和线下世界的基本个人特征和位置特征是相同的。

　　我更加偏向第三种观点。数字技术使用会强化社会不平等。它主要分为两类：绝对数字不平等和相对数字不平等。绝对不平等意味着人们被排除在特定的社会领域之外。当人们没有接入条件并缺少数字技能时，他们就会被绝对地排除在外。

　　这样的案例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例如，如果不使用强制要求的在线求职申请，人们将无法找到工作；当所有门票只在网上销售时，缺少接入条件和技能水平的人将无法参加相关活动；如果不使用在线公共或政府服务，人们可能无法获得特定的社会或公共利益。虽然这类功能在大多数国家都未普及，但这却是大势所趋。

　　相较于绝对不平等，相对不平等要显得更为重要。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数字媒体的接入、技能和使用方面，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多或更早地参与其中并借此获益。这部分社会群体的物质、精神、社会、文化和时间等资源因而能够不断得到改善，而那些没有接入机会和数字技能的群体所拥有的资源则依旧维持原状或有所减少，于是既有的社会不平等也就被强化了。

　　事实上，随着数字技术提供的应用程序越来越复杂，数字技能，尤其是与内容相关的技能不平等正在加剧，结构性差距持续存在。

　　上书房：在自上而下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数字技术的接入，是否存在助长这种不平等的可能？例如，目前社会治理广泛采用算法辅助决策，其理由通常是“利用技术手段消除人为偏见，实现更精准的公平”。当我们部分地将公平治理权交给算法时，如何避免“偏见”？您曾在欧盟委员会、荷兰政府部门和国际社会机构担任信息通信技术顾问，能否根据工作经历中的具体案例分享您的观点？

　　简·梵·迪克：在政府服务中，算法偏见的应用比比皆是。我们之前已经开展过算法警务和监控工作，过程中会优先对被认为犯罪风险较高的人群进行分类。不幸的是，这里往往存在种族偏见。

　　在我的祖国荷兰，曾发生过“津贴（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津贴）丑闻”。人工智能程序筛选出某些特定类型的公民，认为他们更有可能在申请服务时进行欺诈，这些人必须将钱退还给政府。实际上，这一过程出现了许多错误，导致数千名公民受到牵连。事后，政府不得不纠正这些错误，其中涉及金额高达数百万欧元。

　　上书房：当下，算法和人工智能系统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资源分配（例如信贷、保险和招聘）中。算法歧视或缺乏透明度是否会系统性地巩固甚至加剧对特定群体的偏见，从而形成一种“数字宿命论”？

　　简·梵·迪克：的确，数字化、算法歧视和缺乏透明度会从结构上加剧社会中现有的偏见。解决方案是确保这些算法中使用的所有逻辑推理过程都透明，并禁止政府官员创建带有明显偏见的程序。这必须由他们的上级、法律部门、公民代表和公众舆论来共同约束。

　　简·梵·迪克：各类数字鸿沟，其实都能依靠政策引导、普及教育和公共行动逐步弥合。但现实难题在于，如今技术复杂度越来越高，除了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和程序员，绝大多数普通人都很难真正读懂吃透数字技术。

　　想要判断未来能否彻底消除数字鸿沟，首先要看清数字技术的发展走向。在我看来，当下技术正迎来根本性变革，未来主要呈现四大趋势。

　　第一是设备与媒介的爆发式增长。如今不光电脑品类越来越丰富，电视、相机、音响等传统设备也全面完成数字化。与此同时，可穿戴设备、各类智能仪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产品不断涌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这类产品单价普遍不高，基础操作逻辑也大同小异，单看这一点，似乎有助于缩小数字差距。但另一方面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单品价格虽低，但整套使用下来的综合成本反而远超过去所有传统设备的总和；而且不同设备搭载着各式各样的操作系统，人们需要反复学习适应。设备和媒介不断增多，也就意味着“接入、使用数字技术”这一过程会反复出现，鸿沟问题也随之持续存在。

　　第二是技术开始全面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往数字鸿沟的研究，大多聚焦人和设备、软件之间简单的交互模式。但现在，我们面对的不再只是硬件、软件，而是一整套复杂系统。比如智能家用能耗监测系统、针对慢性病患者的医疗监测设备、辅助日常运动健身的可穿戴器材，都属于这类综合系统。

　　这就带来一个关键问题：使用者是否了解这些系统如何运转，又是否清楚自己产生的数据会流向何处？放眼全球，真正懂互联网底层逻辑的人非常少，而对于上述这些专业系统，理解和掌控难度还要高出许多，对普通大众而言门槛极高。

　　第三是技术小型化。一方面是手表、手环这类外置可穿戴设备，另一方面还有体内植入芯片等新型技术形态。技术和人的联结变得愈发紧密，也在不断放大个体能力的差距。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曾提出这样的设想：未来社会里，“超级人类”会和普通大众共存。这里所说的“超级人类”，正是我们前文提到的信息精英。他们不仅掌握顶尖的数字技能，也有能力使用、管理甚至掌控各类穿戴、植入式高端智能设备。倘若未来大部分工作都被自动化、机器人替代，普通人群的价值会被大幅削弱。不难看出，赫拉利描绘的是一个两极分化、极度不平等的未来。而在我看来，即便现实不会走向这般极端，趋势也并不乐观：掌握高端数字技术、拥有前沿信息与核心技能的精英阶层，规模持续壮大、优势不断强化，和普通群体之间的距离也会越拉越远。

　　第四是线上虚拟世界与线下现实世界深度融合。依托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以及全息投影等技术，数字空间和物理场景的边界正在慢慢消失。

　　综合这四大发展趋势来看，它们都有可能进一步拉大数字鸿沟、加剧社会不平等，这也是我们当下必须正视的全新挑战。

　　上书房：各国现有的实践，例如信息可及性立法和公共数字终端的广泛使用，更多是在“堵住漏洞”。展望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您理想的数字包容政策框架的核心支柱是什么？

　　简·梵·迪克：仅仅堵住简单的漏洞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回归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原则——减少社会、商业和政治领域的权力不平等。

　　我在最近出版的《权力与技术》一书中指出，人工智能的使用往往会增强个人和组织的权力，而权力较弱的个人和组织则有可能被进一步削弱这种权力。讨论人工智能在特定应用中的使用，必须将促进平等和民主的一般原则转化为具体的规范和行动，从而使每个人都能从这项强大的技术（人工智能）中受益。

　　我认为，有五项工作可以在反对社会不平等和数字不平等中发挥作用。它们分别是保持或重新激活社会流动、增加针对本社区的长期社会保障方案的数量、提供更廉价的数字技术、设计更易于使用的数字技术、确立规章制度以管理数字技术使用带来的益处。

　　其中第一项最为重要。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社会流动率已开始停滞甚至有所下降。要扭转这一趋势，除了政府制定收入政策外，公共和私营企业也应创造就业机会，组织轮岗计划，并提供不同水平的数字技术课程或学习深造机会。在中小学教育中，不同水平阶段的数字化学习不仅应该注重培养与媒介相关的能力，还应同时发展与内容相关的素养。

　　上书房：从个人层面来看，在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如何才能保持警惕和积极主动？对于普通人的发展而言，您认为最关键的“数字生存技能”是什么？

　　简·梵·迪克：从个体视角出发，面对技术飞速更新的环境，普通人想要保持清醒、掌握自身发展主动权，离不开集体协作的力量。一方面我们要主动联结身边同频的群体，互相扶持、抱团协作；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在社会公共领域寻求可靠的发声代表，同时依托秉持价值底线、坚守道德立场的专业学者，共同探索更公平、更完善的数字生活替代路径。

　　上书房：随着人工智能可以更准确地预测人类的判断和选择，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鸿沟，即“被算法定义的人”和“能够定义算法的人”。从哲学角度来看，当人类的主观性和自由意志面临被算法逻辑消解的风险时，数字鸿沟是否意味着人性的边界正在被动摇？

　　简·梵·迪克：我们不能忽略一个核心事实：人工智能算法、数字技术的运行逻辑，与人类肉身、生命机体的内在运作机制有着本质分野。人的身体、内在欲望与精神动机，天然会抵触、抗拒技术的无度扩张，我们始终拥有反抗的底气与能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